《古董局中局》的时间bug及其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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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古董局中局》的时间bug及其他

　　作者：马前卒

　　笔者是亲王的粉丝，追随亲王已近十年，亲王的大作多数均已拜读，钦佩之情犹如滔滔江水。《风起陇西》、《三国配角演义》和《古董局中局》的正版笔者各购买了一套，《三国机密（上）龙难日》已在图书馆读完（该书后附人物生平时间对照表，足见亲王考据之严谨），另收藏亲王著作电子书若干。

　　日前看罢《古董局中局》，有些许感悟，块垒于胸，不吐不快，冒死陈奏于亲王，死罪啊死罪。曾记得有好事者研究金庸大侠《射雕英雄传》郭靖和黄蓉之年龄bug，旁征博引，言之凿凿，并非真的和金大侠过不去，这是喜欢金大侠的作品已经到了极致，本文亦然。

　　入正题，首先谈谈《古董局中局》的时间bug。

　　一、首先确定故事发生的背景时间，以此为原点，才能推断其他时间点。

　　《古董局中局》自始至终没有言明故事发生在何时，但诸多提示、蛛丝马迹，可以大致推断出故事发生的时间。

　　证据如下：

　　1、在第一章节中说：“古董行当在建国以后沉寂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，文物和收藏市场升温。”三十多年，取其中，为35年，建国35年为1984年，斯时已进入改革开放年间，则故事当在1984年之后。

　　2、还是这一章节：“我把店门锁好，跟着郑教授和药不然上了一辆桑塔纳小轿车。” 在第八章节中：“我眯起眼睛，降低速度，从它的轮廓判断这是一辆帕萨特B2。”这两处都提到了桑塔纳轿车，按：桑塔纳轿车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于1987年引进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产品，则故事应当在1987年之后。

　　3、在第二章节中：“在他手里攥着的是个大哥大。摩托罗拉3200，方头方脑黑漆漆的一大块，往桌子上一搁，整个桌面都微微一颤。这在市面上还是个新鲜玩意，两万多块钱一个，还买不到，寻常老百姓见都没见过。药老爷还真慷慨，随手就给了我一台。” 按：大哥大手机，中国最早于1987年引入手机。同样，故事应当在1987年之后。

　　4、同样在第二章节：“简历里还附了一张照片，跟《血疑》里的山口百惠挺像的，不过印刷质量不高，看不清细节。”《血疑》是1984年以后在大陆播出的。此后还提到的电视剧和艺人有小鹿纯子和费翔。按：1985年,日本电视连续剧《排球女将》在中国内地上映；1987年,台湾年轻歌手费翔在“春晚”上演唱了《故乡的云》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；同理，故事应当在1987年之后。

　　5、第六章节中：“我有点惊讶，这离徐迟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报告文学都过去十多年了。”按：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中国当代作家徐迟作一篇报告文学作品，发表于1978年。故事显然在此之后。

　　6、第七章节中：“木户加奈见状，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一百元，递给老道。”按：1987年4月25日，国务院颁布了发行第四套人民币的命令，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自1987年4月27日起，陆续发行第四套人民币。第四套人民币主币有1元、2元、5元、10元、50元和100元6种，辅币有1角、2角和5角3种，主辅币共9种。显然，出现百元大钞，再次证明故事应当在1987年之后。

　　以上证据指向的时间都是模糊的，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呢？有没有更确切的时间证据？有！

　　其实在第一章节就给了相对明确的答案：“药不然弄了一辆北京吉普，带着我上了新修不久的二环路，一路没红绿灯，一会儿工夫就到了鼓楼大街，直奔着后海而去。” 按：北京二环路是北京市第一条环城快速公路，二环路于1992年9月建成通车，是中国第一条全封闭、全立交、没有红绿灯的城市快速环路。“新修不久”，而故事又发生在一个夏天，（第一章节中有：“院子正中是一棵大石榴树，石榴树下搁着两个宽口大水缸，树上还挂着几个竹鸟笼子，一副老北京消夏的派头。”）所以故事很可能发生在1992年9月，或1993年夏天。

　　在第二章节中也得到佐证：“定论？定论在六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了！”定论在小说中是指1931年或1932年，加上六十几年，应该是1991年以后。

　　此外，关于潘家园的描述，也能佐证。许多资料说1992年潘家园古玩市场正式出现，其实，潘家园古玩市场时间比较长久，早在清朝时期就被称为“潘家园小市”。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一度停顿，改革开放后又渐渐活跃，经过六七年的发展，1992年开始形成规模。故事中的潘家园颇为兴盛，应该是1992年以后。（书中还提到了潘家园的照壁，笔者查到的资料只有一条：潘家园大照壁上镏金镶嵌着“潘家园旧货市场”几个大字，题名的是安训生，时间是1997年9月。如果潘家园照壁的建造时间在1997年，则故事时间还要向后推。）

　　至此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92年，至迟不超过1993年。我们姑且以1992年为故事发生时间。

　　确定了这个原点，我们就可以逐个推断其他时间点的bug。

　　二、付贵的年龄bug

　　关于付贵的年龄，书中有以下几处：

　　1、在第三章节：“不过我担心的是，这个付贵既然是探长，在1931年拘捕许一城时年纪怎么也得在三十到四十之间，活到现在的概率可不太高——毕竟后来经历了这么多战乱纷争，他就算逃得过抗战，逃得过解放战争，建国以后各种运动也足以整死他。看来想找这个人，还真是不太容易。”按照许愿的推断，付贵1931年应该在30、40之间，取其中，35岁，则1992年时，付贵年纪应该在96岁左右。

　　2、在第四章节中再次提到付贵的年龄：“我跟他认识，那还是在溥仪才逊位不久。那时节，我在琉璃厂附近做个小巡警，每天别着警棍在管片儿溜达。”溥仪才逊位不久，估计应该在1912年-1915年之间，付贵已经当上了小巡警，年龄起码18岁；至1931年付贵应该在34岁-37岁之间；到1992年时，付贵应该在95岁-98岁之间。

　　上述两条，我们取最低年龄，则1992年时，付贵至少也该95岁了。这么一个近百岁高龄的人，在书中好勇斗狠，还能劫囚车、搞监听，只有佘太君百岁挂帅能与之相比，付贵探长95岁还能这么蹦跶，厉害！

　　这是付贵年龄的bug。

　　或者有人说，付贵练过功夫，就这么厉害，得，咱再说另一个。

　　（写完本文后，在网上略一搜索，对付贵年龄持疑者已然有之。）

　　三、许愿的年龄bug。

　　许愿的年龄不是迷，书中一开始就明说了，在第一章节中就明言“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恰好是我三十岁生日”。且不论许愿是按照周岁还是虚岁，反正在1992年，许愿30岁，然则许愿是1962年或1963年出生，根据这个年龄时间，推断以下几个bug。

　　1、许愿早年跟随父母去西安的时间。

　　书中第五章节：“西安我曾经去过一次，那还是在小时候，我父母带我一起去的，那时候连兵马俑都还没发现呢。当时父母是带学生去考察，我在家里没人带，所以索性把我也一齐带去了。我从一个博物馆跑到另外一个博物馆，看过什么东西早就忘了，只记得母亲给我掰了一整碗碎碎的羊肉泡馍，吃得无比香甜。我还拉着母亲的手去了乾陵、大雁塔、华清池，还在父亲那群学生的帮助下爬了一小半华山。那是我为数不多的快乐记忆之一。”

　　第六章节：“听到他这一句话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荒谬的念头。这念头起初荒诞到不值一提，可却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，迫使我身体前倾，眼睛死死盯着姬云浮问道：二十多年以前，您曾经接待过一个叫许和平的人吗？”

　　这两处结合起来,许愿应该是在20多年前跟随父母一起去的西安,并且许和平还是带着学生去考察的。

　　1992年的20多年前，必定是1972年前，领着学生考察，应该是在文革前，至少是在1968年前（为什么说至少是在1968年前，下面有详细解释。）如果是在1966年前，姑且算作是1965年，距离1992年是27年，还在20多年范围之内，按照许愿出生于1962或1963年，则许愿当时只有2、3岁，最多4岁。2-4岁之间的记忆能如此清晰吗？

　　2、许愿父母死亡的时间。

　　第九章节中：“魏大军说，他跟沈君是同班同学，从大一开始就一起上许教授的课，两人意气相投，关系特别好。到了文革，魏大军仗着出身好，成分硬，干到了工农兵坚决战斗队的总队长，沈君则出任军师一职，给他出谋划策。两个人联手，把周围一片学校全都打趴下了，无人敢惹。”

　　根据上面所说，显然，两人是在文革前入学的，最晚也在1965年入学，因为1966年全国所有大学都停止了招生。另，两人在校时间不会超过1968年，因为1968年12月，数百万“老三届”知识青年已“上山下乡”，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。

　　两人到许和平家中抄家时，书中说许和平父母已经投湖了（我一直对此心存怀疑，死人复活太司空见惯了），由此，许和平被斗、自杀最迟也该在1968年12月之前（红卫兵猖狂、大鸣大放大字报、抄家、斗死人、被斗者自杀一般都集中在文革前期即1966-1968年。），这时的许愿，最大不超过6、7岁。

　　且看书中第八章节：“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。我从外头打完篮球回来，发现家门口聚着好多人。”6、7岁的小屁孩能打篮球？算不算bug？不算？那下一个——还是在第八章节：“我扑向那个头头，跟他扭打起来。那头头是大学篮球队的主力，身材壮得不得了，可那一天却被我打断了两条肋骨。然后我被七八个人按在地上，拳打脚踢，动弹不得。”6、7岁的小屁孩能把大学篮球队的壮汉打断两条肋骨？这是不是bug？你非要说是小宇宙爆发我也没办法。

　　书中还说许愿凭借父亲留下的图书序列号到图书馆找到了《素鼎录》，6、7岁的——算了，这个姑且不算。

　　时间的bug先说这么多，接着说——不算bug，算是不够周详、有点生硬、有点不可思议的情节。

　　一、李济的委托

　　李济何许人，在书中已经介绍，不赘述。第三章节中说：“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并没有跟随大部队行动，他们被李济委托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。这个任务到底是什么，没人知道。”

　　由此看，找寻佛头既不是许一城的安排，也不是木户有三的主张，竟是李济的委托？难道李济和佛头也有说不清的关联，当然，李济死无对证，书中给的资料又少，无法推断。只是，倘若寻找佛头是李济的委托，后面关于许一城的设局、木户有三的苦寻，似乎都有些牵强。

　　二、1931年的纠结。

　　书中把许一城和木户有三寻找佛头的时间放在1931年7-8月（许一城被枪毙的时间语焉不详，从付贵和老朝奉的回忆看，应该是木户有三发表文章后不久，估计应该在1931年，至晚不超过1932年。），笔者愚昧，实在看不出有何深意，反而觉得为此后的情节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。如果是为了坐死许一城因汉奸而被枪毙的罪责，笔者觉得也不是很合适。

　　中国人近代仇日的情绪，发轫于“甲午战争”，激愤于“九一八事变”，高涨于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，至“南京大屠杀”之后，仇日情绪达到历史最高点。

　　但在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至1937年“七七卢沟桥事变”之间，中日虽有零星战事，总体仍然维持着和平。其间，蒋委员长先后发表过《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》、《抵御外辱与复兴民族》的讲话，明确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国策；其间，中日之间先后还签署过《淞沪停战协定》（1932年）、《塘沽停战协定》（1933年）、《何梅协定》（1935年），对日外交政策以妥协为主。

　　如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学生三次到南京请愿，国民政府不但不支持，反而镇压学生运动，并声称学生之举令“友邦惊诧”，以至于鲁迅先生愤而创作《友邦惊诧论》。更有甚者，1935年上海《新生》周刊发表艾寒松化名“易水”所写《闲话皇帝》一文，由于其中一段文字涉及日本天皇有“不敬之辞”，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，引起中日外交纠纷，国民政府当局下令封闭刊社，惩办杂志发行人，几名新闻检察官也被革职。

　　“九一八事变”之后惩治汉奸也不为甚重，即便张学良丢失东三省，蒋委员长也没枪毙他。当时汉奸卖国罪行之严重，莫过于伪满洲国的成立，国民政府虽不承认伪满洲国，也只是向国联哭诉而已，此后还在1935年与伪满洲国达成《通邮办法的谅解事项》等，与之通邮通商通航。

　　直至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国民政府始发表《自卫抗战声明书》，蒋介石宣称“如果战端一开，那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”此后才开始厉行惩治汉奸、追究战败责任，如1937年12月初，南京沦陷前夕，国民政府机要秘书黄浚及其儿子黄晟以卖国罪被判处死刑，公开枪决；1938年1月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被以“违抗命令，擅自撤退”罪被处决。

　　此外，民国时期，古董商岳彬猖獗盗卖文物，他盗卖北魏佛头给日本人、盗卖北魏石雕《帝后礼佛图》给美国人都没被追究，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，才被绳之以法、死于狱中。至于东陵大盗孙殿英，更是逍遥法外20多年，直至被解放军俘虏，死于战犯收留所。

　　上面说了一大堆，就是为了一件事，1931年因为配合日本人盗卖国宝玉佛头而枪毙许一城，过于勉强——张学良丢了东北、孙殿英盗东陵、岳彬盗《帝后礼佛图》都没被枪毙，许一城盗卖玉佛头算什么，何况该案还是个孤证，仅凭一份木户有三发表的文章就杀掉一个人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

　　三、诡谲妖异的“包玉术”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《古董局中局》最大的局莫过于包玉术，使得真佛头即是假佛头，假佛头又是真佛头，所谓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的确出人意料。

　　然而仔细思忖，却有诸多疑点。

　　疑点一：许一城既然是为了保护真佛头，何不在与郑虎第一次去海螺山时，就把真佛头取走，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？要说此前许家为了保护佛头，把玉佛头埋藏在无人知晓的海螺山，尚属安全可靠，但当时木户有三已经抽丝剥茧、按图索骥即将查找到佛头埋藏之处，佛头被木户盗走已然不可避免——许一城何不在第一次上山时就把真佛头取走，哪怕留下一个伪造的假佛头，以许一城的技术，包玉尚且能瞒天过海，做一个假佛头有何难哉。

　　疑点二:许一城用“包玉术”将真佛头包装成假佛头，却又让木户有三带回日本，用意何在？倘若世人无法解开“假即是真”的迷局，真佛头岂不是永远下落不明？还有，若非木户有三的孙女木户加奈有心将佛头归还中国，真佛头岂不是永远流落异邦？难道当年许一城能掐会算，知道六十年后木户有三的子孙会将佛头回归中国？

　　疑点三：书中说，仅凭木户有三在日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，许一城就甘心任由国民政府当局枪毙自己、不置一词为自己申辩，其用意是为了确证那个“假佛头”是“真佛头”，从此断了日本人的念想——如此一来，日本人岂不是视“佛头”为至宝，将来要取回真佛头难上加难。

　　上述三个疑点，其结果就是：日本人确实把真佛头盗走了、也把佛头当真的收藏着、许一城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——而真佛头能否回归中国，只有天知道！

　　高山上打鼓，不通啊不通。

　　上面所说的时间bug、情节疑点，使得《古董局中局》百密多疏，无法令人信服，有损亲王考据严谨、缜密细致、假设大胆、求证可信的王者之风。

　　抛开以上这些不论，全书还是跌宕起伏、情节紧凑，叙事引人入胜，编排布局草灰蛇线、伏笔千里，为近来不可多得的推理类型佳作——倘若能略作修改整理，以许愿为男主角，木户加奈、黄烟烟为女主角，许一城、木户有三、许和平、付贵、姬云浮等为配角，药不然、老朝奉等为大反派，便是一个上好的剧本。

　　为此启奏亲王，笔者不揣冒昧，愿作美芹之献，条陈如下：

　　一、改1931年为1941年。

　　书中最大的纠结便是1931年，倘若将1931年的故事背景该为1941年，很多问题都能引刃而解。

　　理由如下：

　　1、1941年，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白日化阶段，以枪毙方式惩治汉奸在情理之中。

　　2、改为1941年，则最大的时间bug人物付贵，可以得到一定程度化解，倘若再明确付贵当年（1941年）为25岁岁左右，则1992年时，付贵为76岁，廉颇虽老，尚能一战。

　　其实关于付贵的安排，笔者还有一个建议，干脆让其死去，安排付贵的儿子取代其在本书中的地位。以1941年付贵20多岁论，其子在1992年约40多岁，正当盛年，随便他怎么舞枪弄棒都没问题。

　　3、改在1941年，那时许一城在北平，全家在沦陷区内，因妻子儿子都在日寇掌握之中，由此被逼寻找玉佛，且只能任由木户有三将已经被“包玉术”包裹的真玉佛盗走。而许一城因被老朝奉告密陷害，以致在未沦陷区以汉奸罪被捕。被捕之后，许一城只得以沉默骗取日本人误以为取得真佛头，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取在沦陷区妻子儿子的安全。这样修改，似乎更通情达理。

　　二、修正使用“包玉术”的动机。

　　“包玉术”是最大的迷局，不可轻易更改，但可以修正许一城使用“包玉术”的动机。

　　许一城为何宁可用“包玉术”，而不愿以假乱真直接将真佛头调换到另一安全的地方——可以用其祖先的誓言来做设定：即许衡（或许信）曾立下誓言，许氏子孙，只可以在原址守护玉佛，不得将其擅自取出，更不能据为已有。

　　用这样的设定，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许一城为了恪守祖先遗训，只能在原址守护玉佛，虽明知有日本人觊觎，也不敢背离祖训将佛头取走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所以许一城采取了两个措施，其一是将海螺山佛龛中的卢舍那石佛换成关羽铜像，既是以关羽守护佛头，也是让寻佛头者误以为这是一座关帝庙；其二是将真佛头以“包玉术”作假，如此即便真有高手勘破经幢后的局，寻找到佛头，也不辨真假，真佛头相对安全，将来寻回真佛头还能有所作为。

　　三、修改文革中许愿打断魏大军肋骨的情节，或者让许愿手持某件器物打伤了魏大军——总比黄口孺子赤手空拳大战大学篮球队主力要合理些。或者干脆修改许和平夫妇死亡时间，后延至1974、75年，当时许愿13、14岁。

　　四、修改黄烟烟和付贵（或付贵之子）劫囚车的情节——这个情节太不政治了——出书还勉强，如果要变成剧本，必改无疑。

　　五、修改付贵监听的情节。

　　好了，想说的都说完了，还望亲王明鉴、从谏如流，臣下逆鳞之言，拳拳忠君之心，天地可表，可昭日月；倘若亲王责臣以莠言乱政、将臣推出午门——这个、这个、雷霆雨露莫非天恩，臣望阙谢恩！

　　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二日